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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

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宋朝的政治形态较之汉唐确实发生了很大改变，士大夫在朝廷的主导权越来越明显。

[6]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283页。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的现实政治权力，往往会与儒家士大夫争夺圣人文化的权威。从一般意义上看，师与王之间可能存在明显的权力紧张与政治冲突。……幸而有先觉者出，得其传于千载之下，私淑诸人，使学者知夫儒学之真，求之有道，进之有序，以免于异端之归，去孔孟之世虽远，而与亲炙之者故亦何以相异，独非幸哉？是则秦汉以来师道之立，宜莫盛于今也。［关键词］师道 宋学精神 道统 政教形态 南宋儒者陆九渊敏锐地发现，宋学兴起是与师道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唯本朝理学，远过汉唐，始复有师道。

宋儒建构的道统论，否定了汉儒在道统传承史上的地位。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但是他们又是相对独立自由的个体，并不依附于某一个固定的、具体的君王。

如果不能秉持自己的价值理想，士君子可以有两种选择，或者是无道则隐 消极性态度，或者是杀身以成仁 的积极态度。西周建构的以德配天的道德化宗教，主要是作为统治者的西周君王基于政治经验、历史教训而形成的道德理性因素，而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家学派的敬德、明德、修德思想，已经从皇天上帝的宗教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首先成为儒家士人的思想自觉、道德自主。而且，仁道的选择往往体现了主体意志对一种更高价值的自由追求，孟子在论述士君主的主体自由选择时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但是，周人在以小邦周而灭掉大国殷以后，他们开始思考和反省这一种传统的政治观和宗教观：呜呼。

他还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春秋战国是诸子学兴起的时代，而孔子开始私人讲学并创立儒家，成为诸子学的开拓者。

就在儒家创始时期，孔子就排斥三代遗留的天命鬼神之类的神秘文化，并且开始在人本身寻求修德、为仁方面的自主性、自觉性。他们整理、诠释的五经，其实就是从三代先王的政治思想中总结、提取文化资源。作为一国之主的君王必须是一个有德行的人，必须通过敬德、明德、修德，才能够得到皇天、上帝的帮助和福佑。但是他们又有大夫的经世热情，总是将自己的独立思考与现实的治国平天下结合起来。

这样，早期儒家诸子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共识：士大夫在面临必须选择是服从君主的政治权力，还是服从道的价值信仰时，必须坚守自己的独立人格，坚决服从道的价值信仰。这里，我们主要讨论西周人以德配天的道德化宗教产生，如何对儒家的为政以德、仁政的深刻影响。他们既希望与国家政治、君主权力保持着各种各样的联系。早期儒家无不推崇这一种人格精神，并往往是以士、君子、贤人、圣人代表他们在实现道的过程中要达到的精神境界和人格层次。

孟子并不是从神秘的天意，而总是从政治理性的进度论述修德、得道与平治天下的关系。在西周人的精神世界中，德是依附于天的，而到了早期儒家时代，德与天的关系发生了逆转，天逐渐开始依附于德，道德理性开始进入到思想文化的核心。

儒家诸子之所以能够具有知识和思想的创新能力，能够独立承担和倡导独立的文化价值，与他们具有的士人身份和追求的君子人格有密切关系，人们称之为士君子。但是，儒家不仅仅是挖掘、传承西周先王的思想传统，更加重要的是，他们将西周人提出但是依附于皇天上帝的敬德、明德、修德思想，从宗教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建立了一种真正以自律的道德理性为基础的德治、仁政的思想体系，从而真正建构了中华文化的轴心文明。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而孟子认为统治者个人修德能够产生得、失天下的严重后果，完全是因为失德本身会造成的后果。儒家士人虽然主张与诸侯国君合作，但是他们认为儒家士人参与政治之前，首先必须能够具有一种独立性的人格精神，这样，他们在与权力集团合作时，才能够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且敢于对现实政治、诸侯君主展开严厉的批判。当然，儒家思想的这一变化，首先体现在士人的思想自觉、道德自主。很显然，孔子要求的为政以德，继承了西周统治者的敬德、明德的思想，但是，主导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依据、信仰基础却发生了重大变化。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派通过整理、讲习《六经》，深入挖掘了西周先王的思想传统，特别是传承了西周的道德理性、人文价值的思想精华，为道德失范、精神困扰的春秋战国时代寻求文化资源。

孔子仅仅是开了一个头，孔门弟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德治问题，思考如何让那些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君主，如何能够成为一个自觉敬德、明德、修德的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孟子的仁政思想。战国时期的孟子，就是一位特别弘扬士君子个体人格的儒家学者，他倡导一切士君子均要秉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在儒家诸子学体系中，儒家是如何确立理想人格的独立性的？我们看到，儒家推崇的士君子，其实就是具有独立性道德人格的知识群体，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必须在精神上不受不受政治权势的胁迫，能够决定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的根本动力，只能够是他们自主选择的道的精神追求，即是孔子所说的士志于道。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但是，他们在提出这一套人格理想和政治理想的同时，又根据现实的历史条件，提出一套体现其务实精神的历史阶段和价值序列的思想胡适的观点影响很大，成为近代以来有关先秦诸子起源的一个代表性的学术主张。

诸子既群起，乃交相为影响，虽明相攻击，而冥冥之中已受所攻击者之薰化。进入 朱汉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学 文化传统 。从文化的渊源与地位来说，经是文化根本，子不过是是文化枝叶，因为儒家文化是从三代文明孕育出来的。【导言】儒家以上古三代的文献档案为其建构知识、创造思想、形成学派的依据，故而是六经之学的创建者、确立者。

夏商周三代，学在官府，那个时期文化知识的主体是由皇室贵族垄断的王官之学。可见，《汉书•艺文志》也并没有将诸子学的起源完全归结为王官之学，诸子学的起源确实还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的现实社会问题相关。

他说： 吾意以为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与王官无涉。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等不同学派的知识基础和文化渊源，离不开王官之学的学术文化母体。

经作者授权，凤凰国学特辑录刊出，以飨同道。因此，儒学在建构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的时候，需要同时考虑传统意识和现实关怀的问题，故而面临如何将经典的思想继承与子学的思想创新结合起来的问题。

班固《汉书•艺文志》在谈到各家著述后，提出这些学派可能源于周朝官守。强调诸子之学出于王官，是肯定儒家诸子之学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的渊源。儒家学者早就发明了一种将经学和子学结合起来的学术形态，那就是传记之学。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兴起不是凭空而起的，夏商周时期所创造的精英化的知识、思想和信仰，均集中和体现为王官之学，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就是这些王官之学及其思想文化的掌握者。

自汉代以来，学术界有一个影响很大的学术观点：诸子百家之学出于西周王官之学。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其他学派比较，儒家学派是对文化传统继承最多、对政治现实关怀最切的学派。

以这个观点来考察儒学，可以发现儒学之所以能够在诸子百家中取得最大的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学派是最为重视对夏商周的文明体系继承的学派，他们自称述而不作，通过六艺之学的整理、传播，继承了三代时期的优秀华夏文化传统。但是，从思想创新与建构来说，子是思想主体，而经则不过是思想资源，经的思想是儒家建构起来的。

以这个观点来考察儒学，可以找到儒学能够在中华文明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重要原因。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之学形成，是离不开这两个方面的考察和探寻，这也是先秦儒家及其诸子之学不同于古希腊思想家的重要原因。